东师铎声

马克思主义学部 刘宇兰教授

　　深入挖掘“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论资源，我们需要重新阅读和理解马克思的自然观。但是，人们或者只谈马克思的历史和人的理论，避而不谈马克思的自然观，或者处于理论错位状态，借用别的理论比如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嫁接在马克思身上，以之来回应生态危机和阐释生态文明。这样的研究状况无论是对马克思自然观理论的本真含义和当代发展来说，还是对解决生态危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挖掘和相互对话来说，都是不充分的。我们需要对马克思自然观理解的前提性问题进行澄清，并进一步追问和深入把握马克思自然观的真实内涵，以焕发马克思自然观的当代风采。

一、马克思自然观理解的前提性问题及其分析澄清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葛兰西等人为代表主张马克思没有自然观理论。他们认为从客观自然角度来理解马克思思想是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读，导致的是“见物不见人”，和把马克思思想歪曲化教条化。只讲物，不讲人，只讲客观规律，不讲主体作用，这导致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丧失。卢卡奇主张马克思的理论是主体客体相互作用的历史辩证法理论，辩证法的作用是革命的，能改变现实的。而这种改变基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主体的作用，即“创世的无产阶级”。主体不是历史发展过程的“旁观者”，而是总体把握社会历史现实，并通过自身行动和实践改变现实的能动者。卢卡奇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恩格斯主张自然界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及其变化、发展是辩证法，辩证法适用于包括自然在内的一切领域)这样评价: “恩格斯对辩证法的表述之所以造成误解，主要是因为他错误地跟着黑格尔把这种方法也扩大到对自然界的认识上。然而辩证法的决定性因素，即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作为范畴基础的现实中的历史变化是思想中的变化的根本原因等等，并不存在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中。”卢卡奇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正统就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革命的辩证法。可见，卢卡奇是不承认马克思思想中有自然观的地位，自然辩证法被认为是恩格斯对马克思辩证法的误解。葛兰西认为马克思思想是建立在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上的实践哲学。他反对对马克思理论的机械化、客体化理解，反对客观性的迷信，对客观主义进行了批判，“客观的总是指‘人类的客观’，它意味着正好同‘历史的主观’相符合，这就是说，‘客观的’意味着‘普遍地主观的’。”客观性是“历史—文化”的构造。葛兰西主张马克思思想是高扬人的主体性的实践哲学。正是建基在人的主体性基础上，人可以通过实践活动，改变与世界的关系。世界不是统一于物质、自然，而是统一于人的实践活动。因此，所谓的自然辩证法不是自然的自在演变运动的理论，而是被纳入到人的实践活动中，成为人改造自然的辩证法，它构成了历史辩证法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历史辩证法的对立面。可见，在以卢卡奇、葛兰西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中，马克思思想是主体性哲学，它的核心范畴是实践。自然观理论在马克思思想中不是主要内容，或者说是没有分量的。

　　国内学界对马克思有没有自然观的理解，大体上经历了传统教科书“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后教科书“属人自然观”变革的历程。20世纪80年代之前，受到苏联教科书影响，中国在“外在实在论”视野理解马克思自然观。它一方面强调自然在时间上的先在性:自然是不依赖于人而存在，并在人的活动中被改造。另一方面强调我们效法自然法则，来把握世界和社会得出人的活动规律。自然法则通过现象把握本质，透过多样性把握统一性成为掌握社会历史规律的效法原则。自然界的物质统一性扩展为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即唯物主义世界观。中国传统教科书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入手阐述历史的规律性，这样的思想脉络从深层体现出自然观理论对历史理解的框架性作用。具体说来，在自然与人类社会二者的关系上，自然具有先在性，它是人类活动的前提和制约性因素，不仅自然界具有物质性，而且人类社会也具有物质性，世界具有物质统一性。这样理解的自然是从自在的意义上理解的，没有人也有自然，自然是人类诞生以前就有的、人类诞生以后仍然存在的持久性现象。马克思强调世界、社会的规律性就是效仿自然现象研究来得出自然规律的科学模式。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建立在细胞学说、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和达尔文进化论的自然科学基础上，力图把握世界的规律和人类社会的规律。这样的理解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运用。因而，自然观理论在马克思思想中具有前提性和法则性意义。20世纪80年代后教科书改革，中国学界产生“属人自然观”的转变。中国学界吸收西方近代哲学主体性思想的积极成果，创造性地阐释了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指出自然是纳入人类活动视野的并为人认识和改造的自然，强调脱离了人的自然是没有意义的。有学者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的世界观。马克思的突出贡献不在于以研究自然的方式来研究人，而是以历史性、能动性原则来理解人和社会发展。自然只是人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因素，自然法则并不构成理解世界一般的可通约性法则。马克思思想聚焦在社会历史的理解，马克思的自然观并不能上升到世界观的高度，而只构成为理解人、历史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

　　针对上述种种争议，我们认为，超越马克思自然观的外在实在论和内在主体论理解，立足马克思生活世界视野，从存在论出发诠释马克思自然观，是破解马克思自然观前提性误读的关键。外在实在论的眼光，凸显自然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成性价值，从而具有自然中心主义倾向。内在主体论理解强调实践论和认识论视野中自然的构成性价值，呈现出与前者不同的人类视角，但有陷入人类中心主义的风险。而无论是自然中心主义还是人类中心主义，它们其实是同一个家族，因为它们在本质上分享共同的理论前提: 人和自然的二元分立。它们分享共同的思维方式: 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形而上学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带来的或者是缺失了主体性维度的自然的坚硬性法则，缺失了主体性维度，也就从根本上缺失了对世界的意义性理解;或者把自然溶解到人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导致“自然主体化”，丧失了自然的科学意义和价值。当然，从哲学发展脉络看，“自然主体化”是对“自然自在化”的发展，它有助于出于人的需要来发现自然和利用自然，有助于对自然展开分析和综合性的科学理解。但是，自然有没有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即本然意义上的价值问题，却跳脱了人们的视野。外在实在论和内在主体论不同之处在于立足点的偏移。外在实在论强调自然的自在性和法则性意义，它未经反思地把自然当成是外在于人的活动的客体，从而把人和自然、主体和客体二分了。内在主体论稍微复杂一些，它表层上实现了人与自然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但内部却充满了分歧，或者以主客体辩证法而置自然辩证法于不顾，或者以实践辩证法消融自然辩证法，或者只探讨纳入人的认识和活动视野的自然和人的统一即属人世界的统一，而对所谓的玄远世界避而不谈。内在主体论发生了理论场域的主体立场偏移。从实践观点出发，它承认存在有物质的时间先在性和精神的逻辑先在性之分，从而把人和自然关系理解更丰富了。但是，如何防范以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来理解实践，防范实践观点思维方式重新坠入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这是当今时代我们仍然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其中的关键是要明确界划实践创造论和实践显现学、实践生成论和实践中介论的区别。只有真正理解马克思实践观点思维方式的存在论意蕴，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生活世界转向，才能理解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统一，才能获得对马克思自然观内涵的真实把握。

二、从存在论出发理解马克思自然观内涵

　　马克思明确指出当代哲学的任务是从天国回到尘世，回归人的世界进行现实生活世界的考察和批判。在回归生活世界的哲学视野转变中，马克思从“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这一社会历史的绝对命令出发，考察了人和世界、人和自然之间的现代关系，并主张在扬弃人和自然的异化关系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思想。马克思自然观理解要从人的生存、人和世界的共在关系，从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的统一中去理解。马克思自然观不在于强调自然的纯粹的自在性，也不在于自然的自为性，而是在实践活动和人的世界中如自然本身所是地展开自然的本然内涵。

　　首先，自然是能应对周围环境的能动体，而不只是纯粹被动的存在。在流俗观念中，只有人具有能动性。马克思“蜜蜂筑巢和人类建筑学家建房”②的例子经常被引用来阐明: 人是有意识有目的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存在者，人的能动性突出表现为主体意识、主体目的要求、主体自觉活动。而蜜蜂筑巢只是动物的本能活动。从动物到植物、无生命物质，自然常常非反思地被认为是被动的、是可以被人加以利用和改造的客体。这种理解把自然看得太低，忽视了马克思自然思想的更为丰富的内涵。在无生命物质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到金币从商品世界中分离出来，承担起货币职能时说，“金币在流通中受到磨损，有的磨损得多，有的磨损得少”。马克思看到了，作为自然之一种元素的金，它是具有应对环境的能动性的。人们使用金币，在金币的兜兜转转的流通中，金自身会有磨损，即受到人手相传的作用下，金会有相应的反应，有自身的能动变化。无生命物质是能动体，有生命的自然界也是能动体。“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蜘蛛和蜜蜂从应对环境的能动性上来说，它们比无生命物质有了更大的空间。甚至马克思在说人是会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存在者时，也承认: “劳动资料的使用和创造……就其萌芽状态来说已为某几种动物所固有”。可见，从金到蜘蛛和蜜蜂乃至黑猩猩，我们看到自然是能动体。我们要以生命的眼光来看待自然，而不是以机械的眼光来看待自然，把自然理解为能应对外界作用的能动生命，而不是永恒摆在那里任人揉搓的客观被动性存在。

　　其次，自然的能动体是一维的，人作为能动体是二维的。人的实践是合规律合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活动。“合规律”，即合乎所有物种的尺度，“合目的”即合乎人的需求，因此，人和自然、世界之间是人作用于世界，世界发生“合规律”的变化反应，人自身需求得以彰显、人的本质得以确证的双向能动的作用关系，即人←→世界的双向作用关系。马克思明确说: “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人作为自然力是隶属于自然的，同时人又是有目的有意志地去改变自然，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也确证了自己的本质的力量。人既属于自然，同时又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生成人的属人本性。人是二维的能动体: 人既有自然的应对能动性，又有自身要求的能动性。而自然的能动性是一维的，比如金的能动变化只是以自身的磨损形式表现出来，是一种应对环境的能动性，从其自然功能来看，它并不能给人一个作用力来改变人。 那么蜘蛛和蜜蜂是否也是一维的能动体呢?马克思引入了意志和目的的范畴。马克思认为动物出于本能的活动也只是对于环境的应对反应，并不是具有主体意识的要求性的能动。动物离开了其适合的特殊环境就无法生存，而人却能以自己的行动改变世界。以金、蜘蛛、蜜蜂为例证，马克思指出，自然是具有反应性的一维能动体，能动性和一维性是其特点。自然因其自身能动性，土地可以长出庄稼，水可以滋养万物，自然界的诸物质才能被人加以利用，“土地(在经济学上也包括水)最初以食物，现成的生活资料供给人类，它未经人的协助，就作为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而存在。”正是建基于自然的能动性基础才有了对人来说的有用性。在有用性基础上人才能把自然物制成各种有用物品来满足人的需要，从而有了商品。可见，无论是我们操劳于其中的商品世界，还是我们乐享于其中的环境世界，都是建基于自然作为一维能动体之上的。自然不是僵死的物的堆积，而是能对外界作出一维性反应的生命体。

　　最后，人与自然同作为能动体，二者是过程性的有机体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不是二元分立和对峙的关系。首先，人和自然不是主客体关系。主体客体关系指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主体是能动方，客体是被动方;主体有意志和要求，客体是满足主体需要的工具。马克思提出人和自然的关系在社会状态中达到了和谐的统一关系。“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而在达成这种和谐状态的过程中，(1)人要以符合人性的方式去发展，要有社会财富，有对自然的对象化活动，于是人类历史上出现了私有财产;(2)对财富的欲望是合乎人性的，但是私有财产出现，财产权的独占性作为普遍力量否定现实的人的个性，带来对人性的束缚;(3)因而要积极地扬弃私有财产，保留其合乎人性的内容，去掉其扼杀人的全面发展的方面，使财产成为人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和全面发展的帮手。到这个阶段，人和自然的关系才是成熟的有机体关系，避免了原始人在自然面前主体性能力发展不足的恐惧和战栗，也避免了人过分张扬自己改造世界的能力的盲目乐观，而是以矛盾的有机体关系来看待人和自然的关系。“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人和自然的主客体关系只是过程有机体关系在历史长河的一个阶段的异化表现，它是有机体关系的变形，它把人的需要满足变成了利己主义的、自私自利的享受，把自然变成纯粹有用性的异化形式的自然。而以过程的有机体眼光来看待人和自然的关系，“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再是单纯的功利性和物欲性的占有，而是在现实的对象性关系中自然向人生成、人向自然生成的动态过程，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中，人以“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其次，人和自然也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自然不是与人无关的自在自然，对此的言说只能是隐喻。“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人不是孤绝于世的抽象存在者，人是在与自然、他人打交道过程中生成人的各方面性质。“人不是抽象地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在实践活动基础上的生命有机体关系。“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⑥把自然和人二分，仍然是用机械论的眼光来看待自然，而不是用生命体的眼光来理解人和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超越机械性自然观理解，真正从生命有机体的系统眼光来看待人和自然关系: 人是自然存在物又是超自然存在物。在与自然的相互往来和共同发展中，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是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是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的存在者。

　　综上，马克思哲学回归生活世界，实现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历史观的统一。超越主客二分的传统形而上学视野，马克思立足“人在世界之中”的统一现象，从存在论的显现学出发来理解自然，理解人和自然的生命有机体关系。超越“经济—消费”欲求的占有性利己主义，马克思主张通过世界历史发展，人和自然关系的理想状态是: “合乎自然的生活就是合乎人性的生活”，人按照自然的丰富多样性生活，实现感性的丰富性和生命本质的多维伸展和确证;“合乎人性的生活就是合乎自然的生活”，人在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满足自己的多方面需要，这合乎人性的生活就是自然向我们呈现出来的生活。

　　马克思自然观理解不仅要从存在论出发克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主导下的外在实在论或内在主体论理解误区，而且要深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然的存在样态及其作用，把握马克思自然观内蕴的社会内涵，从而把马克思自然观的存在论理解更具体化。

　　马克思自然观是不脱离生活世界、社会生活的，正如福斯特正确指出的那样: “如果不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及其与唯物主义历史观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全面理解马克思的著作”。只有进一步深入理解马克思自然观的社会历史内涵，把握马克思自然观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价值，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尼采在“一个不合时宜者的漫游”中把社会主义和基督教作类比，“当基督徒谴责、诋毁、丑化‘世界’时，当社会主义工人谴责、诋毁、丑化社会时，他们是出于同样的本能:‘末日审判’本身也是报复的甜蜜慰藉———革命，即社会主义工人所期待的那种革命，只不过被设想得稍微遥远一些……‘彼岸’本身———倘若它不是一种丑化此岸的手段，那么，要一个彼岸干什么?”要回应尼采对马克思“把问题的解决推到无限远的未来的乌托邦理论”这一指责，不能停留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在社会状态中得以完成”的共产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还得分析马克思自然观对现代性问题的阐释和解决以展露马克思自然观的现实生命力。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现代生活中自然易丧失其本然价值，或者下降为被利用被征服被改造被操控的客体，或者高歌猛进，一路得胜，高扬为自然的崇高的超越性，从而成为衡量一切价值、评价一切是非、判断一切美丑的评价法则。因为自然本然内涵理解的缺失，以及自然下降和高扬作用的双重变奏，产生了现代性的诸多问题。而自然的下降和高扬作用又是一体之两面，形成可操控性的图像化的现代世界图景。自然的下降作用，指自然丧失了能动体的自身性质成为被改造的被动的客体，自然成为可操控的对象。自然的高扬作用，指进入人类活动的自然丧失生命机体的有机性，以抽象物的一元性价值来操控人、自然以及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世界的相互关系。自然的下降作用和高扬作用使自然作为被操控的对象(内容)和操控性的价值法则(形式)成为现代性世界诸多问题的症结。

　　首先，在人和自然关系上，自然既作为狭隘的私有财产而存在，又作为异形了的社会符号操控人的生活。一方面，现代性追求人自身需求的满足，要求越来越多的商品，越来越多的有用物，但是却忽视了有用物是建立在自然的能动性基础上的，割裂了自然的能动性和有用性之间的关联，忽视作为有用性前提的能动性，这是当今生态危机的根源。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指出现代性条件下，人把自然看成是私有财产，借托马斯·闵采尔的口，指认“一切生灵，水里的鱼，天空的鸟，地上的植物，都成了财产;但是，生灵也应该获得自由。”自然在现代性背景下只是作为私有财产而存在，自然的本己存在没有了。人们看到的是进入人类社会的有用商品，人从中孕育和诞生的有机自然没有了。自然成为了对象。“……自然界，变成可让渡的、可出售的、屈从利己需要的、听任买卖的对象”，“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自然沦落为被买卖、被操纵的对象，这是自然的下沉和贬低。另一方面，自然又上扬为崇高的客体，成为一切的标准。自然在现代直接表现为商品。商品有价值，可以通过交换，实现价值，商品可以置换出货币。货币购买劳动力，投入生产活动，货币转变为资本。于是自然的现代名字就是商品、货币、资本。而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本质特征就是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物反过来统治了人，“自然”在现代社会又获得了崇高的超越性地位。但是自然的本己内涵，人们却闭口不谈。于是伴随自然能动体的生命多样性在现代社会中的失语，自然的超越性、崇高性作用压制了自然的能动性反馈，导致忽视自然自身价值的生态危机、社会符号操控下娱乐至死的精神危机。人类乐享其中的生活家园和精神家园都没有了，人处于无家可归的迷失状态。马克思要帮助人类迷途知返，寻求人的解放，而人的解放实际上是建立在对自然的本真内涵的正确理解之上的。人的自由解放也就是自然的自由解放，即以合乎自然的方式和合乎人的方式实现人和自然的有机统一。

　　其次，在人和人的关系上，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人们把对待自然的工具性思维移用到处理和他人的关系上，人和人是相互隔离、相互分立、甚至相互敌对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有机体纽带没有了。在资产阶级现代政治国家中，市民社会从国家生活中分离出来，“扯断人的一切类联系，代之以利己主义和自私自利的需要，使人的世界分解为原子式的相互敌对的个人的世界。”原子式的个人和个人就像狼对狼一样，是出于物质欲望的利己主义的搏斗。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中的私有财产权是“建立在人与人相分隔的基础上”，“是狭隘的、局限于自身的个人的权利”，“是任意地、同他人无关地、不受社会影响地享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的权利，这一权利是自私自利的权利”，“使每个人不是把他人看作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作自己自由的限制”。 把人和人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自然的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利己的人身的保护”。人和人的原初共在于世的统一性现象被忽视了，个人就像生活在荒野之中，孤独成为利己个人主义必然随身携带的副产品;孤独利己的个人用工具性思维来处理人和人的关系，导致的是狭隘的私欲的泛滥、道德冷漠、人和人之间的激烈竞争甚至残杀。

　　再次，男人和女人的关系集中体现了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工具性的世界图景中，男人和女人处于主体和客体的两端，妇女丧失了主体应有的地位，带来男女地位失衡的性别危机。男人和女人之间既有自然意义上的关系，也有社会意义上的关系。在自然意义的关系上，男人怎么对待女人，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如何，也在形塑着男人和女人的社会关系，塑造人的本质和形象。马克思说: “男人对妇女的关系是人对人最自然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表明人的自然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人的行为，或者，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来说成为自然的本质，他的人的本性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为自然。”而在现代性背景下人们使用异化的形式对待自然，人们怎么对待自然就怎么对待他人，人和人之间建构的是相互隔离的、对峙的、工具性的利己主义相处模式。这种现代性的控制性和排他性的特点体现在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上，女人被当作是现代世界中的客体而丧失了主体地位，甚至“把妇女当作共同淫欲的掳获物和婢女来对待，这表现了人在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的退化”，从男人对女人的关系“可以判断人的整个文化教养程度”。女性丧失主体地位的性别危机其实就是人类文明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