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管理学院 刘志洋教授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 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降低碳排放，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应对气候风险的必然选择。气候风险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和不可预测性，其来源包括: 自然界本身的碳循环破坏、陆地生物圈与环境相互机制受到破坏、极端天气变化、格陵兰岛冰川融化、海洋环流突然变化、永久冻土融化导致二氧化碳和甲烷释放增加等。2015年，英格兰银行行长和金融稳定委员会主席Mark Carney先生曾提出，应对气候相关风险的最大“悲哀”在于我们不清楚何时采取应对措施。2020年12月12日，习近平在气候雄心峰会上的讲话指出:“新冠肺炎疫情触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全球气候治理的未来更受关注。”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要注重处理好以下四对关系: 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长远和短期、政府和市场。随着《巴黎协定》进入实施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在低碳化转型过程中会在社会发展、经济运行等方面给全人类带来跳跃式、断点式的影响。
生态危机及全球气候变化领域是西方国家政治活动中资本主义势力和社会主义势力的主要角逐点。20世纪70年代，随着西方环境运动兴起的“生态资本主义”理论在西方理论界产生的广泛影响，成为西方绿党政治的重要战略指引。生态资本主义可以分为生态市场主义和生态凯恩斯主义，其都幻想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来应对全球气候风险，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前提下设计应对气候风险的各类经济政策。生态资本主义两个派别的区别在于政府在应对生态危机和气候变化中的干预程度，但均立足于资产阶级的利益需求设计政策框架。相较于生态凯恩斯主义，生态市场主义更加强调市场作用机制在全球应对气候风险中的重要作用，这既符合西方国家资产阶级的价值取向和利益需求，也符合生态环境运动的政治需求。从资本的视角出发，汇聚了大量资本的西方金融业应对气候风险的初衷、业务开展与政策制定也一定是以资本增值为优先考虑原则，首先要符合资产阶级的利润和利益诉求，而不会对行为背后动机与道德进行考量和分析。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前提下，西方金融业应对气候风险的政策设计和实践做法存在先天局限，在金融功能的作用发挥的充分性方面也会出现事与愿违的状况。
金融业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市场化导向明显，开放程度较高，在承担着经济体风险配置角色的同时，也势必会受到全球气候变化以及低碳转型经济政策的冲击。市场化导向明显、开放程度高意味着中国金融业在应对气候变化风险过程中，提高政治站位、明确指导思想至关重要。明晰生态市场主义在指导西方金融体系应对气候风险的局限性有助于更好地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有助于在金融体系内树立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中国金融业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主动远离和摒弃西方资本主义的市场原教旨思潮，立足中国发展实际，既承担起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重任，又要顶住气候风险的冲击，守住不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金融业应对气候风险的逻辑前提是气候风险能引致金融风险，但同时，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业的资源配置功能和风险定价功能的发挥对经济体应对气候变化风险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金融业应对气候风险要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才能实现资源配置和风险定价功能。
对于金融业来讲，气候风险引发的金融风险主要包括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两个类型。物理风险主要是指气候变化导致实体资产出现损失，进而降低了企业偿付能力和保险公司赔偿压力，从而引发的金融风险; 转型风险是指实体经济低碳转型所带来的相关金融风险的增加。气候风险如何引发金融风险与经济主体对未来的预期密切相关。比如，若私人部门认为当前《巴黎协议》会迅速实施，则高排放企业的资本成本会迅速上升，从而转型风险上升。全球各国中央银行负有稳定金融体系和金融监管的职责，因此在2015年开始着手研究气候相关风险给全球金融风险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2017年12月，由法国、中国、荷兰等8个国家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机构联合发起成立了“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机构绿色金融合作网络(network for greening the financial system，NGFS)”，该组织在理论、实践和社会发展层面对气候风险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进行分析、评估，并给出应对措施。各国中央银行认为，气候变化会导致财产损失，比如，洪水、飓风、高温热浪引发的财产物理损失可以由保险公司赔偿，增加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风险; 但没有被保险的财产损失会影响家庭和企业的偿债能力，继而引发金融风险。转型风险对金融风险的影响更具有系统性。经济社会的低碳转型会引发资源的重新配置，引发“搁置资产”(stranded asset) 风险。比如，为了实现《巴黎协定》“2摄氏度”目标，未必将会有大量的石油、煤炭和天然气被埋藏于地下，进而影响这些能源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此外，发电企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业等碳密集行业的公司资产负债表均会受到这种转型风险的冲击。在此基础上，一方面，转型风险会溢出至这些行业职工的收入水平，影响这些行业的职工的偿债能力和消费力，将风险传导至宏观经济; 另一方面，转型风险会影响投资于这些行业的投资者收益，将风险传导至金融体系。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启动了评估金融体系的气候风险的敞口工作。比如，荷兰银行(DeNederlandsche Bank) 的评估结果显示，虽然荷兰金融体系对化石能源企业的风险敞口较小，但对其他碳密集行业的风险敞口较大，且引发系统性风险的概率极高。英格兰银行的评估结果显示，英国的银行和保险业对气候相关风险的敞口极大。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European Systemic Ｒisk Board，ESＲB)、瑞典、法国等中央银行纷纷采取气候压力测试，测算投资者在向低碳社会转型时可以容忍多少损失。
气候风险能够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气候风险影响人类整体的社会经济活动。这种整体性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一方面，气候风险影响地球所有的生物，这是气候风险具有系统性特征的第一个层面; 另一方面，气候风险会在国家间、金融体系间发生传染，每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在应对气候风险方面，个体的保险策略是无效的，因为每个人都会逃避气候风险的责任，而这恰恰是产生系统性风险的原因，即每个人的最优策略从整体来讲不是最优的，反而是最坏的结果。而生态市场主义恰恰认为，微观个体的最优行为加总在整体上一定是最优的，其无法理解个体最优加总不等于总体最优的“宏微观悖论”。
资本主义与生态保护无法共存，因此资产阶级在追求利润过程中不会在意气候变化。为了应对气候风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生态市场主义思潮。随着西方国家生态保护产业逐渐形成新的投资机会，资产阶级学者开始主张将自然商品化、资本化，发展“绿色资本主义”。生态市场主义认为，基础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都是自然资本的衍生物，只有自然资本是财富的源泉。虽然生态市场主义积极肯定生态系统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但并不质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主张在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使资本接受生态维度，而不是生态掌控资本。
1．机制逻辑———市场价格反映生态成本
生态市场主义强调“用市场杠杆修复被破坏的环境”，通过价格机制将环境成本内生化。萨卡在《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中强调，生态市场主义特别相信市场价格机制，认为价格机制能够清晰告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产品成本，包括环境成本。从生态市场主义立场看，应对气候风险的目的是在未来获取更多的利润，如果能够有效地缓释气候风险，则未来损失会变小，有利于企业长远利益。因此，生态市场主义在应对气候风险方面所给出的政策是，社会成本、环境成本均要反映在产品价格中，生态成本要通过制度要求内生化于企业决策流程，企业要为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付费。如果企业能够降低生态环境成本，则企业的价值就会上升，投资者就偏好于将资金投资于环境成本低的公司，投资就会依照市场的信号被引导至绿色低碳产业，金融业的气候风险就会大大降低，会更加有效地服务经济绿色低碳转型。
生态市场主义思想主导下的应对气候风险的政策是征收碳税，将企业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碳排放导致的负外部性内部化。根据庇古和科斯的经典外部性理论，在完美经济环境下，应对气候风险的最优策略是对碳排放进行定价，并征收碳排放税，这种措施会使经济社会达到“最优”的均衡点。这种做法与经济学中的有效市场理论相似，核心思想是假设市场参与者是理性的; 且如果气候变化所引发的负外部性能够纳入市场定价体系，则通过对碳排放进行征税能够使得经济体达到最优的均衡。因此，征收碳排放税能够有效应对气候风险的前提是将负外部性纳入市场定价体系，所有未来的信息都能够反映在市场价格中，这对市场运行机制的要求非常高。很明显，当前全球市场很难满足这个要求。
资产定价是未来现金流的折现值，因此如何选择折现因子是资本市场对气候相关风险定价的重要问题之一。然而在气候经济学的研究中，如何选择折现率是一个争议非常大的问题，因为在进行折现时应在Arrow-Debrew经济中的或有状态分析框架下进行，而折现因子选择又与碳社会成本(social cost of carbon，SCC) 密切相关。在将决策理论与资产定价理论结合估计SCC时，估计过程中必须要考虑气候对人类福利影响的不确定性和人类活动对气候影响的不确定性; 而这两类不确定性相互交织，且对于模糊和模型风险的厌恶会增加SCC的 估 计值。因此，从气候风险定价技术角度来讲，资本市场无法对气候风险的折现因子达成共识，因而在定价技术的可行性上大打折扣。
生态资本主义的市场导向解决方案的最大局限性是希望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前提下应对气候风险，因此其局限性显而易见。这种局限性意味着为了抵御气候风险，上述机制逻辑、政策逻辑和技术逻辑必然无法获得全面成功。
价格机制无法有效形成绿色投资。从根本来讲，金融业转型风险的风险管理方法是实现经济低碳绿色转型。金融业应对气候变化的转型风险需要大量的绿色投资，只有企业成功的实现绿色转型，金融业的转型风险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气候变化会使人类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但是当前对低碳领域的投资严重不足，对化石能源的投资仍处在过剩状态。由于自由市场定价体系没有将生态系统这一公共物品考虑在内，导致市场失灵存在，这直接形成了政策逻辑下的碳排放税和碳定价都变为激励投资者向低碳领域投资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通过价格机制应对气候风险表现并不完美，导致对未来前景良好的投资项目的投资严重不足，当前绿色投资缺口巨大。在向低碳社会转型过程中需要巨额的投资，且投资应该主要集中于3个领域: 一是清洁和可再生能源领域，二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领域，三是对自然资源的高效开采和保护领域。此外，在转型过程中，对高污染行业和高耗能行业的金融支持将会大幅度下降。全球主要咨询机构计算的全球未来几十年的绿色投资缺口表明，未来全球需要至少6000亿美元的绿色投资，这与使用综合评估模型(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s) 对为实现“2摄氏度”目标所需投资的估计结果是一样的。为了实现经济社会低碳化转型，2010—2050年，每年需要投资的总额为全球GDP的2%。从上述估计可以看出，为了实现经济社会低碳转型，所需投资额度的测算虽然不尽一致，但额度巨大是公认的。然而，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宏观经济增长缓慢，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艰难，经济主体都在推迟投资，增加储蓄水平，且绿色投资领域在风险和收益组合方面吸引力不足，未来具有重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一方面来自技术发展和市场潜力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与政府支持、信息透明和未来相关政策不确定性有关。为了吸引绿色投资，需要高收益才能够吸引投资者。实证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绿色资产的收益率各不相同。基础设施投资和绿色债券的收益能够达到投资者预期，但股权投资没有满足投资者的预期收益率要求。此外，绿色投资期限长、初始投资要求高、流动性差、融资成本高也成为阻止投资者投资的桎梏。据估计，风能、太阳能、水力能源的资本成本占总成本比率达84% ～93%。因此，对于金融市场来讲，仅仅依靠体现价格机制的收益率，难以发出足够吸引投资者的信号来满足绿色投资需求。国际主要组织，比如麦肯锡(McKinsey ＆Co)、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 以及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也都预测，未来能源、交通、建筑等行业绿色投资缺口巨大。
信贷市场失灵也是导致绿色投资缺口巨大的原因之一。信贷市场失灵是指商业银行追求私人利益所实现的金融资源配置和社会对金融资源的需求存在错位的现象。在发达国家经济体中，商业银行体系会通过货币乘数自动创造货币，因此货币供给相对于社会的最优需求量存在不匹配现象，从而导致绿色投资缺口巨大。为了解决投资不足的问题，应该对碳进行定价。第一种定价方式是在产品和服务中对碳元素进行征税，从而激励经济体走向低碳生活; 第二种方式是设定碳排放限额，并建立碳排放权市场来交易碳排放额度，引入市场定价机制。不管如何实施，对于碳定价应该有助于解决市场没有将环境因素纳入定价体系而导致的市场失灵问题。然而，在实践中市场从来没有真正对“碳”元素定价。从企业的成本收入分析出发，对碳进行征税会面对巨大政治和社会阻力。虽然欧 盟 碳 排 放 交 易 系 统 (European UnionEmissions Trading Scheme，EU ETS) 启动，澳大利亚也积极对碳进行征税，但结果都举步维艰。即使碳定价合理，该体系也无法激励投资者进行绿色投资。
制度运行过度依赖有效市场假设，难以将负外部性内部化。负外部性内部化对市场有效性的要求极高。当考虑到全球在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各国之间复杂的政治博弈时，我们就无法给出为了达到最优均衡点的参数设定。一方面，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离不开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政策跟进; 另一方面，气候变化面临的是不确定性，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风险。面对不确定性，人类无法给出准确的概率分布，因此无法获得最优参数。这意味着，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未知的未知”。当市场不完美时，分散化的个人决策者在某一制度环境下相互影响，这种影响机制包括日常行为惯例、模仿与讨论、事务处理流程等方面。而要想收敛至完美的均衡，分散化的个体必须实现无摩擦的合作。但是在现实的经济体中，各个地区制度框架是发散的，不会自发收敛至均衡状态，且分散化的个人决策会引发不确定性。因此，生态市场主义将外部性内部化应对气候风险的思路难以有效应对全球气候风险。有效对冲该系统性风险的措施是人类社会集体保险。社会集体保险的做法有多种模式，遵循其机制逻辑，当前的主要政策应对措施是对碳排放定价，然而碳排放定价的有效性是建立在有效市场理论假设基础之上的。但有效市场的世界中不存在系统性风险，因为所有的信息都已经反映在价格中，包括气候信息。气候相关风险的“肥尾”特征使得碳排放定价不能阻止极端风险的产生。因此在应对气候变化相关风险中，有效市场理论未必有效，而极端不确定性假说(radical uncertainty hypothesis)却可能是适用的。极端不确定性假说否认金融市场的有效性，认为金融市场存在动量特征，因而具有周期性，理由是人类认知存在局限性。现实的经济体很难用经济学中的“完美”和“完全”来进行定义，每个参与者的决策结果与其所处的环境、制度、规则、风俗密切相关，因此经济体可能会出现多重均衡状态。
资本市场定价是否反映气候风险难以达成共识。对风险的有效定价，是金融业管理气候风险的基础。金融市场应对气候风险定价与前述政策的理论来源———有效市场理论一脉相承，是有效市场理论的必然推论。金融市场纵然可以对“已知的未知”进行风险定价，但无法对“未知的未知”进行有效定价，而气候相关风险恰恰具有“未知的未知”特征。无论是物理风险还是转型风险，甚至是气候风险可能引致的系统性风险，都具有“未知的未知”的特征。如果我们承认气候相关风险会引发金融风险，则资本市场应该能够对气候风险进行定价，从而建立金融业气候风险管理的技术基础。在使用房地产交易数据、房屋所在地海拔数据和潮汐数据，分析房地产价格是否能够对海平面上升风险定价时，结论表明，房地产价格并没有反应海平面上升的风险，原因可能是对未来预期的乐观。在研究机构投资者对气候风险的态度时，结论表明机构投资者将气候风险排在金融、法律、运营风险之后; 认为气候相关风险是需要被关注的风险类型，但许多股票交易没有对气候风险进行定价。与文献的观点相反，当使用房地产交易数据研究洪水治理工程对当地房地产价格的影响时，结论是预期未来被洪水淹没的住房的售价折扣非常高，主要原因是对气候相关风险的信念会影响其定价机制。在使用美国海洋和大气局(National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NOAA)数据，控制了地形地貌信息，比较当地房屋价格与相似的距离海岸线最近的房屋价格的研究表
明，房地产价格反映了海平面上升风险。虽然在公司金融领域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分析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因素，但缺乏对气候相关风险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实证分析，进而可能导致资本市场定价的不充分。金融体系对气候风险能否精确定价取决于对气候风险的评估，然而当前气候风险评估仍旧面临巨大挑战:一是数据缺口较大，无法对金融风险进行全方位的测算; 二是对气候风险、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三者协同运行机制的研究尚待突破。目前主流研 究 气 候 与 实 体经济作用机制的IAM(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 模型缺少金融体系的角色，而DSGE模型往往对货币政策和实体经济建模，缺少金融体系和生态系统之间的作用机制; 此外，DSGE模型面对冲击的最终收敛特征是否能刻画气候变化引发经济模型无法收敛的问题也需要讨论。除上述模型外，SFC(stock － flow consistent) 模 型 和ABM(agent －based model) 模型也被广泛使用。这些模型假设经济体是一个自适应系统，非线性和非均衡为该系统的主要特征; 同时该系统还能够内生地处理货币创造问题，引入网络传染风险。虽如此，如何在这些模型中恰当地引入环境因素进行风险评估，当前仍是一个巨大挑战。总之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市场主义导向框架下，解决气候风险定价的技术突破尚待时日。
如前所述，在生态市场主义的理论框架之下，仅仅依靠市场价格机制难以形成有效的绿色投资，以有效市场理论作为指导的金融市场运行也无法克服生态成本的外部性问题，最终导致的问题是金融市场无法对气候风险进行准确定价。这说明，有效市场理论指导下，金融体系的绿色投资形成和风险定价的功能都没有实现，因此生态市场主义思想无法指导金融体系应对气候环境变化风险。当前，随着全球环保意识的逐渐觉醒，环境运动的反全球化倾向催生了西方国家应对生态危机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到达了“红绿交融”的新阶段。生态资本主义的目标是通过把自然资源“资本化”来建立“绿色资本主义”世界; 生态社会主义超越生态资本主义的主要观点在于，生态社会主义认识到造成导致全球气候变化风险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因此其政治理想是建立“生态社会主义”世界。然而生态社会主义的局限性在于，把生态危机作为经济危机的替代物，认为生态危机会将资本主义制度引向灭亡的观点没有从根源上认识到，真正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制度原因是资本本身，即资本最大的敌人就是资本本身。无论是生态资本主义还是生态社会主义，都无法做到真正有效在经济发展、人类进步和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等方面实现共赢，而这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和目标。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含着深刻的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实现“双碳”目标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习近平站在人类文明共同体的高度所指出的，“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人类要合作应对。”习近平在复信英国小学生时指出，中国正在开展前所未有的气候行动，“不仅取得了显著成效，还将会取得更大的成效。”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应对气候风险行动能够成功地平衡物质文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风险、建设生态文明的最大制度优势，并充分体现在机制逻辑、政策逻辑和技术逻辑等方面。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中国金融业应对气候风险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当前中国经济已经步入新的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绿色低碳转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赋予中国共产党的时代要求，是中国展现大国担当的重要体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够在金融体系中发挥“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习近平同志将“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放到“七个坚持”之首，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管理金融体系运行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在重大风险面前，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金融业处置金融风险、应对气候风险的主心骨。
第二，在机制逻辑上，社会主义制度突破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能够在革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发挥市场价格机制的信号作用，从而引导绿色投资。美国共产党主席约翰·巴切特尔指出，资本主义无法在自然与社会之间实现和谐。因此，即使在市场运行机制完备的资本主义国家，绿色投资也是稀缺资源，根本原因是资本唯一追逐的就是利润，因此无法协调经济发展与低碳减排的关系，金融体系与生态系统成为完全对立的关系，无法解决“减排与发展”的矛盾。在生态市场主义理念下，资本从事生态环保产业的根本原因是被其潜在利益吸引，何况资本家从来不会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而生产，金融资本也不例外。对于具有“动物精神”的金融资本而言，其短视性决定了只要存在巨额收益，资本就不会在意是流向化石资源领域还是低碳绿色领域，因此指望自由主义思潮指引下的金融资本应对气候变化风险是空中楼阁。转型风险视角下，金融体系的气候风险显然具有长期性特点，而这与金融资本的短期逐利性存在明显冲突。在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以及道德规制的前提下，资本主义金融资本将会以风险规避的手段回避实体经济低碳转型。而在社会主义国家，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减排不是减生产力，也不是不排放，而是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在经济发展中促进绿色转型、在绿色转型中实现更大发展。”新增长理念下的低碳转型统一资本与生态，从根本上引导了金融资本的决策方向，使金融资源的流向内生的与经济低碳绿色发展之路相吻合，将风险在金融决策之初就排斥在生态发展之外。金融业应对气候风险与支持实体经济低碳转型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体系下实现了内在与外在的统一，金融业与低碳转型实现了和谐共生。
第三，在政策逻辑上，社会主义制度能够立足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制定经济政策，避免抽象的有效市场理论下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失灵问题，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完美结合超脱了资本逻辑的桎梏。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在实施“双碳”战略中，要正确处理整体和局部、长远和短期的关系。而整体和局部、长远和短期恰恰是在有效市场理论中被抽象出去的异质性。这就要求中国金融业在应对气候风险时要因地制宜，立足客观实际，既要重视金融机构短期盈利能力提升，又要服务经济长期低碳转型; 既要在国家整体“双碳”战略下制定战略方案，又要结合区域性实体经济具体需求提供定制化金融服务。在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各自长处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推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好结合，建立健全‘双碳’工作激励约束机制。”社会主义制度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资本主义社会的气候变化风险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不作为密切相关。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是资产阶级财富的“守夜人”，甚至是资产阶级破坏生态环境的“帮凶”。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与生态、不论是政府还是市场，都以资本的逻辑运行，因此与生态难以达成一致。而社会主义国家扬弃了资本逻辑，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以生态掌控资本，以人为本，将人从资本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从根本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第四，在技术逻辑上，作为金融市场的参与主体，在有为政府指导下，社会主义国有金融控股使金融机构的利益导向趋同于广大人民群众，金融机构存在内在激励动机应对气候风险，激发了市场主体积极应对气候风险的识别和评估动力。中国人民银行每个月定期通过例会的形式对商业银行施行窗口指导，引导商业银行将资金投向绿色低碳领域。中国人民银行在2014年就要求，严格控制信贷流向高耗能、高污染、产能过剩的行业，应该建立服务提升能源储备能力、循环经济和降低污染的信贷机制。中国银保监会的绿色信贷指引也提到，商业银行要从战略高度认识到绿色信贷的意义，信贷应向低碳、环保、循环经济领域倾斜，缓释环境和社会风险，促进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通过全面协调整体与局部、短期与长期、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中国金融业既能够在“双碳”战略下服务实体经济，又能够以稳健的经营抵御气候风险。中国金融机构的国有控股决定金融
机构的根本利益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具有高度一致性，因此金融机构应对气候风险本身就为国家、为人民应对气候风险服务，超脱了资本本身紧盯利润的局限，能够以整体、大局、长远为重，积极探索定价气候风险、缓释气候风险、规避气候风险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能够以高政治站位、广大局观为全人类应对气候风险提供金融业的方案。
气候变化风险会传导至金融体系。作为现代经济核心，金融业一方面要积极助力实体经济的绿色低碳转型，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应对气候风险引致的金融风险。在生态市场主义的指导下，西方金融业在应对气候风险方面虽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也在机制逻辑、政策逻辑和技术逻辑上存在较大局限性，从而导致西方金融业既面临较高的、气候风险引致的金融风险，又无法有效地为实体经济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力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在机制逻辑、政策逻辑和技术逻辑等方面破解西方金融业应对气候风险的局限性。中国金融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能够突破资本主义的制度限制，制定合理政策，促进绿色投资形成，有效定价风险，走一条中国特色的金融业气候风险管理之路。
